一、劳动报酬权作为优先权的基础
优先权是权利在事实上冲突的结果。权利在事实上的冲突与权利在法律上不同，其解决办法主要是制定权利序列或顺位。而编排权利序列有两种方法，一是形式主义序列，如物权优于债权原则、限制物权优于所有权、不同种限制物权的效力依具体法律规定、同种之限制物权以先发生之权利为优先、债权之间无优先次序，先行者先获利益等。另一种是实质主义序列，以权利主体的性质、状况以及社会地位，与权利之间的紧密程度来确立顺序。传统的优先权从属于民事权利，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只有特殊情况下从属于担保物权。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得出如下认识：一、优先权的范围以特定债权与物权之事实冲突解决为主要；二、社会性权利由于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权利体系，按传统的立法来看，只有以财产为标的的权利才可能存在民事权利冲突问题，也才可能涉及优先权安排；三、债权效力层次平等，但特定债权与一般债权，特定债权与物权的冲突，也应按照实质主义原则，解决特定债权的优先权问题。
劳动报酬首先是一种债，是基于劳动契约关系，以劳动力支出过程和劳动义务的履行结果为衡量标准的对价。它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不同的所有者为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通过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结合，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资本的增值。因此，从劳动契约的最初立法思想及实质意义上去认识，它所反映的终极价值有两个：一是增值了的商品，一是劳动力赖以生存的劳动报酬。这种并行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劳动者程的契约性基础。排除罗马法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早期立法将劳动关系定性为劳动力租赁，近代立法均将劳动报酬作为一种特定债，一种与租赁关系性质不同的契约之债。
劳动报酬还是一种特定之债。如果仅仅将其作为一般债，那就不存在法律设定优先权的基础。这种特定之债并不是指债是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所有的债均具有此特征。而是指这种债产生的根据、衡量的标准具有特定性。就其产生的根据看，劳动契约关系是法律化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是以劳动力产权与资本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它从一产生起就贯穿着两条基本的法律调整线索：一条是对以劳动力的支配与保护相结合的人身关系调整；一条是对以生产资料的提供与劳动报酬的以得为基础的财产关系调整。而劳动报酬的取得，恰恰是劳动者以交付自己的劳动力并提供劳动为前提，劳动行为成为衡量劳动报酬的依据以及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因此，对劳动报酬的请求与其说是劳动力债权的本质，不如说是劳动者通过行使请求权而维护自己的劳动行为。而就其衡量的标准看，劳动报酬的高低与一般债衡量标准也不相同。它既要以劳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为基本标准，还与劳动过程的长短、劳动者的生存以及劳动力的维持相联系。而且，劳动报酬之债还经历了一个由意定之债为主向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并重演变的过程。而合同自由原则下的一般债作为意定立法的性质从未发生过根本改变。3
劳动报酬作为一种特定之债，除了其形式上所具备的“特定”之外，更与其实质意义相联系。这种实质意义就是劳动报酬的赖以存在的劳动契约关系的演变结果。“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之核心，一切劳动关系均建立在劳动合同之上，并由此展开”。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介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兴起，构建起了私权社会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者将原来的劳动力租赁舍弃，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以新的劳动契约类型在立法中予规定。可以说，劳动关系在19世纪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契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程序，“全部的社会生活都要利用它、依靠它，由于有了明示和默示的、宣告或意会的契约，才产生了所有的权利、所有的义务和所有的法律。”由于存在“工厂法”与“民法”对劳动契约的双重调整，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债法关系中包含有对人身保护的内容，“但是，必须指出，近代民法上的当事人地位平等，是一种抽象的人格平等，即一种无‘身份’差别的平等”。劳动报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超出传统的债法的范畴，只能是一种付出劳动的对价而已。触发劳动报酬性质和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莫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福利经济学和国家干预思想的兴起。深刻的社会矛盾，尖锐的阶级对立，自由权的极度膨胀，无不揭露着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和“市场的失灵”。资产阶级立法开始以“公法”的形式介入劳动关系。劳动契约法被赋予社会法的全新意义。劳动报酬作为衡量和提升劳动权的基本内容，成为公法干预的核心之一。而劳动报酬权的确立，更赋予劳动报酬新的实质意义。这种实质意义表现在：一、劳动报酬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等价物。它已突破一般的抽象化债的范畴，从抽象平等向现实平等迈进；二、劳动权本位确立。劳动报酬权已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以保障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劳动报酬权利体系成为劳动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在理论上，劳动报酬权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性权利。其权利的定位、功能、实现程度等均与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或者认为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与帮助时要求国家作为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消除伴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弊端。”四、为了保障以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等生存性权利的实现，立法承认或确立了结社、团结协商、争议等“团结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