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精通”炒股的马某。2002年9月，双方约定由马某代理其炒股。王某将自己的证券资金账号与密码告诉了马某。马某出具一份“说明”，王某投资10万元在自己账户上炒股，全权委托其操作，到当年年内告一段落，如有亏损的部分，全部由其负责贴补。同年12月22日，王某听人说股票亏损，经查本人证券账户，发现其账户中只有3万余元市值的股票。当晚，王某就找到了马某家中，马某承诺从2003年1月起，分七次贴亏，每次贴亏1万元，并将其父亲的工资卡交给了王某，并由马某的妻子、母亲签名作证。从2003年1月起至至2006年11月止，王某陆续从马某父亲的退休工资卡上共领取了近4万元。还余3万元没补齐，王某将马某告上了法庭。王某诉称，双方约定亏损由马某承担，并于2002年9月立下字据，至同年12月22日，其账户仅剩余价值3万余元的股票，马某分七次贴亏，尚欠3万元，故请求法院判令归还其3万元。
马某则辩称，马某与王某是无偿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除非是受托人故意或重大过错。炒股本身是高风险活动，故马某与王某约定的亏损部分全部由其负责贴补的条款，违反证券法规定，该约定无效；且在承诺书中直接注明扣除马某父亲的工资涉及了第三人利益，是无效承诺，王某从马某工资卡上取款是侵权行为；且根据承诺书约定的时间，王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自愿约定的风险承担条款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契约自由，当属有效。马某的妻子、母亲在承诺书上签名确认的行为，是债务的自愿加入。王某按照马某的承诺，从其父亲的工资卡上取款的最后日期是2006年11月23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06年11月24日起计算，现王某于2008年11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法院判决马某给付王某3万元。
